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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视同仁,更是嘴巴上说得好听的话。我们主张“差等的爱”,推己及人,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有先后,也有亲疏。而一视同仁,带有“好人、歹人不会分”的意味,那就是是非不明,不足以服人了。中国人比较偏爱“大小眼”,很难一视同仁。第三,理本身就是变动的,所以应变之时,必须先找出当前的理,而不是依照前例来处理。依理应变,大家都会讲。问题是所依何“理”,这才重要。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到底谁有理?何况理随时空而变动,时间不同,理也跟着不相同。一般人之所以舍理就法,宁愿一切依法行事,便是不喜欢动脑筋,又怕负责任,或者不善于思考,惟恐找错了理,所呈现的一种无奈。有些人习惯于依例办理,按照先例依样画葫芦,实际上也是找不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,才不得不依赖先前的案例,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伦理要求长幼有序,基本上是一种不公平。父父、子子,应该各如其分;君君、臣臣,现代的话叫做上司、部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但是,彼此之间,必须维持“合理不公平”的分寸,而不是“平起平坐”的“不合理公平”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,必须慎重拿捏,才不致发生差错,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“公平”的祸害。澳门威尼斯真人赌钱有人曾经大力主张,台湾的中小企业要设法加以合并,组成大企业,以增强其在国际间的竞争力。然而,事实证明,面临21世纪快速变迁的环境,企业规模大,应变能力反而较小,对于适应环境所做的调整,其弹性远不如中小企业那么灵活。加上合并前后的种种问题,很不容易克服。因而念头一转,改合并为合作。于是一时之间,水平合作、垂直合作、策略联盟,好像潮流一般,此呼彼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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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“组织”,便应该“分工”。分工事实上是一种“分”,把每一个人的本分工作,详实而明确地列举出来。这种“数量”上的分工,经常出现“许多三不管地带”,难以达到“合作”的整体性。于是在列举各条本分工作之后,加上一条“其他”,作为“性质”上的分工,使大家在心理上有充分的准备,任何三不管地带,都是人人有责的其他范围,必须机动调补,以维护“和合为一”的整体性。把部分加起来,往往不等于整体。分工并不能收到合作的效果,也是常见的事实。安人就是要把部分“和”起来,“合”成“一”个整体,而且促成“整体大于部分和”的成果。透过“己安”和“人安”,来合成“人安己安”的“和谐”。组织成员的负责的对象是首长。因为一切成败,实际上都归之于首长。我们常说,首长的理念影响组织成败的比例高达75%以上,便是居于这种缘故。首长的意旨,常常被高阶主管当做不可抗逆的“经”。往往首长一句“我怎么不知道”,高阶主管就会马上修改法令,让首长依法可以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。而过了一些时候,首长有意无意一句“这种案件为什么要送到我这里”?高阶主管也会立即修改规定,让这些案件从首长面前消失。中国人的“法治”,长久以来,一直被认为“依据首长的法来治理”,实在有相当的道理。澳门威尼斯真人赌钱以人为主的中国式管理,讲求人的密切配合。人人都有自主的欲望,也都十分喜欢自动。因此中国式管理。上司的规定,只是品质管制的范围,部属应该在上司规定的范围内,发挥自主的精神,采取自动的态度,自行衡情论理,用心地把事做到合理的地步。

高阶层主管,大多见识广,而且经验丰富,让他们拥有更宽广的裁量权,可以随意变更这个,更改那个,甚至于置现行法令于不顾,以求快速突破,在现在这种变迁的环境中,当然十分有其必要性。同生共荣,中国人并不是不赞成,而是应该有一些弹性,让各人自行斟酌决定。究竟要同生共荣到什么程度?才是最重要的课题。安人的目的,在于“同心协力”,把组织成员的力量会集起来,产生“和”的品质,达到“万事成”的效果。从“和”当中所发出的“合力”,才是真正的“同心”,组织成员好像一家人那样,自然“家和万事成”。第一,依理应变绝对不是求新求变。中国人从易经的道理当中发现:“变的结果,有80%是不好的;只有20%堪称变得良好”。我们常说“人生不如意事,十常八九”,便是人生离不开“变”,而变的结果十有八九不好,因此时常不如意。求新求变偏重“变”的一面,实际上是一种偏道思想。我们必须将“变”和“不变”合起来想,从二合一中把二看成三,找出一条“不可不变,不可乱变”的合理应变途径,而不是一心一意求新求变,终久造成乱变。

5.不希望部属以为“非他不可”,其实是上司对自己缺乏信心的缘故。深具自信的上司,巴不得部属个个认为“非他不可”而勇于任事。只要真正把事情做好,非他不可并不是坏事,部属就算有这样的感觉,上司也不应该存心给予挫折,以免打击士气。当然,我们并不希望部属非我不可到“奇货可居”的地步,只要预先防止部属垄断、包办,并不需要在部属面前逞能,表示上司自己也有一套。中国人常说“努力工作没有用”。因为努力工作,大多依据上级的规定,自己不动脑筋,结果常常令上司失望,所以觉得没有用。我们认为“用心做事才要紧”。由于一切内外环境,都时时在变动,上级下定决心,做成决策之后,许多变数又陆陆续续产生,这时候盲目地依循上级指示去做,岂非陷上司于不义?也就是将责任踢回去,让上司承受决策错误的责任,上司当然不甘心、怀恨、埋怨部属不负责任,也是合理的反应。部属接受工作指派之后,应该随时注意不断产生的变数,用心去调整。在不违背上级的大原则之下,自动设法,自主决定,使工作做得合理。相信上司所期待、所欣赏、所赞许的部属,正是这种能够合理地采取对策,祈求有效落实上级政策的人才。以人为主,需要什么样的人呢?由于分工不明确,让主管和工作人员自己都可以用“其他”来多做或规避。因此必须寻找“志同道合”的人,才能够在“道”的共识中,将心比心,用心来配合,以求协调。14.安人就是把部分“和”在一起,“合”成“一”个整体,并且促使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”,透过“己安”和“人安”,增进“和谐”的效果。

第三,理本身就是变动的,所以应变之时,必须先找出当前的理,而不是依照前例来处理。依理应变,大家都会讲。问题是所依何“理”,这才重要。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到底谁有理?何况理随时空而变动,时间不同,理也跟着不相同。一般人之所以舍理就法,宁愿一切依法行事,便是不喜欢动脑筋,又怕负责任,或者不善于思考,惟恐找错了理,所呈现的一种无奈。有些人习惯于依例办理,按照先例依样画葫芦,实际上也是找不出此时此地的合理点,才不得不依赖先前的案例,以推卸自己的责任。中国人的思维法则,本来不应该如此。由于太极的启示,中国人擅长在“一分为二”的分析之后,“把二看成三”,在相对的两端,找出中间的灰色带,也就是二“合”为一地把两个极端的概念统合起来,形成第三个概念。澳门威尼斯真人赌钱大同绝对不是一同,世界统一并非一致地接受某一种文化的洗礼,全体人类都过着同样的生活。大同必须包容小异,也就是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,允许各色各样的生活方式,共存共荣,彼此都能够互相欣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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